《帝国的皮草》：从奢侈品消费看清史与世界史 | 清远推荐书
译者：关康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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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江：温饱也是帝国的大事
张永江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读完美国学者谢健的《帝国的皮毛》一书，我的总体印象很好。 本书角度新颖、视野宏大、分析细致； 其逻辑严密，文笔优美，读起来引人入胜。 一般来说，译者知识储备丰富，翻译也比较准确。
本书具有独特的学术视角和广阔的视野。 环境史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我国学者虽然做出了贡献，但总体上史料单一，视角狭窄，缺乏理论创造。 本书以学术界很少关注的北方边疆民族的区域环境生态学为核心研究对象。 它从“早期现代”理论、全球化和全球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打破内地与边疆、中国与外国、陆地与海洋的界限，做出微观的水貂皮草的相关研究，东珠、东北人参； 来自西北无量海的蒙古草原蘑菇和皮毛具有更大的意义。
从学术角度来看，本书将生态史、环境史与朝贡制度、经贸史、意识形态甚至心理概念的研究结合起来，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谢健是奥莱德的学生，他的理论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新清史”的影响。 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体现。 例如，第47页清朝的“征服”和“征服王朝”，与第119页清朝边境政策中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可能并不相同。 适合中国语境。 此外，书中对普京的比较也没有必要。 （因为明清之间的革命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所以编辑完全“处理”了征服和殖民这两个词）
本书内容丰富，论点扎实。 作者特别注重满文、蒙古文档案的挖掘和利用，结合常用的汉文文献，通过机构观察和案例分析能够衔接起来，挖掘出大量未知的细节和数据； 而且作者善于理论分析和语言表达，阐述详尽，可读性强。
从技术角度来看，本书存在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 其中，部分问题已被译者关康在文章中指出，也在书中的注释中指出。 有些仍然存在。 例如，第98页说“所有扎萨克人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即使在外蒙古也不是这样。 所谓“血统来自一个叫喀尔喀的特殊家族”，不得而知。 喀尔喀是一个部落的名称，也指一个地区。
译者点评：不仅仅是大象的撤退，还有山宝的进攻。
多年前，我有幸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国际满族文学研讨会上听到谢健先生关于清代贡貂问题的报告。 当时，一位老师告诉我，未来中国年轻一代清史研究者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这些熟悉理论、懂语言（满语、汉语、蒙古语等）的外国同行。 ）。 然而，会议结束后，我就不再关注这个人的研究了。 2017年下半年，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永江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立刚先生推荐我翻译谢健的《帝国的毛皮》。 当时我工作比较忙，有一些推辞的想法，但简单浏览了一些章节后，我觉得这本书很独特，需要介绍给国内的同事，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
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作者打破了中国传统环境史的框架。 国内外现有的相关著作大多关注汉族地区的环境变迁，而非边疆。 例如，伊茂科的《大象隐退》就是一个典范，但作者采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这种无视国界的研究，会让人们误认为草原和森林原本是“纯净的”，是等待汉族移民开发的“真空”（原书第7页）。 这种刻板印象已经成为边疆史和环境史的固有叙事模式。
谢健用满蒙档案证明，历史上存在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不是汉朝，而是整个清帝国”（原书第15页），中国历史“不是汉朝，而是整个清帝国”。只是一个关于汉人的故事”（原书第3页）。 笔者注意到，为了满足清朝君主和内陆消费者对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边境特产的需求，居住在乌利亚苏台的猎户人和东北部的乌拉舍顶等各民族被指派由朝廷。 从事资源开发和贸易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也融入了连接内地、边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网络。 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早于汉族移民的到来。
其次，国内外对优质毛皮、蘑菇、珍珠贸易的研究较多。 但笔者以以上三项为例，向我们介绍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中国北方边疆出现的毛皮、蘑菇、珍珠贸易。 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并探讨其背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原因和后果。 作者还关注19世纪中国如何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市场对边疆和海外稀有物品的需求连接了北京、广州、恰克图、北海道、俄罗斯、夏威夷，甚至更遥远的阿拉斯加，以及中国的消费消费者对商品的热切追求也导致了许多地区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物种的灭绝。 从全球或区域视角（如内陆亚洲、东亚等）研究中国历史的作品并不少见，但关注奢侈品贸易网络及其所造成的环境和政治后果的仍然不多。 。
最后，笔者熟悉满文，系统地运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部回忆录》和《军机部满文档案副回忆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蒙古国家中央委员会《乌利亚苏台将军衙门文件》档案中。 这些档案向读者揭示的内容往往是中国史料中找不到的。 例如，第三章提到的大陆人潜入蒙古采蘑菇的问题，在中国文献中只有很少的记载。 然而，作者不仅仅通过乌雅苏台将军衙门的满文档案记录了采蘑菇热潮的发展过程。 叙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并深入分析了几个案例，弥补了传统史料的空白，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 与一些外国学者仅仅引用几份档案就敢论证不同，谢建对档案研究得很仔细，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可信的、有效的。 这从他对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毛皮贡品数量的统计就可以看出。 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作为一名美国青年学者，作者在著作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 比如第68页，呼伦的乌拉王国和大修乌拉就混淆了。 另外，笔者对满文和汉文文献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差。 例如第42页，清世宗称张观、李岱为大臣； 第85页，被处罚的开远城卫67队和福州小学78队的名字被误认为是人数。 （以上错误已被作者本人更正）但是，这些错误对作者论点的有效性基本没有影响。
本文改编自《帝国的皮毛》译者后记
译者介绍：关康201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满族文学、清代宗教史。
交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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