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毛、蘑菇、冬虫为何成为清朝贵族追捧的奢侈品？
皮毛、蘑菇、冬虫为何成为清朝贵族追捧的奢侈品？
穿着皮草被认为代表了满族生活的理想形式。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穿“貂皮”（东北人对毛皮的统称）在东北仍然是一种时尚。追溯其起源，显然与清代以来宫廷贵族风尚密不可分。以乾隆皇帝为例。这位自称为“圣主”的人用满洲最珍贵的产品充实自己：水貂皮和水獭皮的长袍、蘑菇和镶嵌东珠的帽子。
帽顶镶嵌侗珠。
我们能否给大清帝国的边疆历史一个不同的面貌？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大清帝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地理？乌梁海人主要狩猎毛皮动物，满洲地区是人参和珍珠的原产地。蒙古人需要蘑菇、“扫雪机”（学名石貂，又叫白鼬、岩貂）和鱼。大清帝国的档案不仅关注人、地，还关注物。尤其是在核心农业区之外，高端商品受到密切关注。
身上穿的皮草、盘子上的蘑菇、冬帽上的珠宝等的珍贵，首先源于它们与清宫廷的联系。清廷对此类物品的生产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控制。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从满洲和蒙古采集了皮毛、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除了产品本身的价值外，这些产品还代表着其原产地纯真、生育、活力的象征意义。作为永恒的家园，它与清廷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满洲和蒙古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帝国的皮毛》一书中，作者谢健将早期现代想象为一个自然与文化明显分离的时代；科学、治国之道或理性化本身创造了文明。在谢健看来，大清帝国与外界的密切联系，表现为蘑菇采摘者、毛皮商人、掠夺人参田的士兵等。
谢健指出，“现代人到处排干沼泽、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城市拔地而起，荒野退去。人类第一次想象到遥远的、不受干扰的自然的存在。然而，自然元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脖子上挂着貂皮；有马和骆驼，有鲟鱼，这个时代不仅见证了自然的浪漫化，也见证了它的商业化：野生动物从帝国边境被传递到帝国中心：这是一个边缘世界。与水貂。”
《帝国的皮毛：清朝的宝藏、禁地和自然边疆》，作者：（美国人）谢健，译者：关康，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撰文：谢健（美国）
摘录︱何安安
18世纪，皮草开始成为汉族精英的时尚象征
“呼呼！华夏大陆已经废墟一百多年了，但衣帽制度依然存在，仿佛在男女演员的戏剧里，老天爷对此是有目的的。”
朴智元（1737-1805）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韩国学者和讽刺作家，1780年来到中国，他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人穿着文明人的衣服：朝鲜人和演员。其他中国人都穿着毛皮，像野人一样。他参加了从朝鲜望京到北京进贡清朝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的使团。皇帝自己的服装似乎是蛮族统治的一部分：不仅他自己穿皮草，他还命令其他朝臣也这样做。事实上，在出使结束时，乾隆皇帝还赏赐了朴致远一件貂皮大礼，这代表了清朝的慷慨。作为满族人就意味着穿皮草，到了18世纪末，不仅满族精英，就连汉族精英也未能幸免这一习俗。
浦致远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今非昔比：早在清朝入关之前，满族和汉族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看起来很不一样：汉族留长发；汉族留长发；汉族留长发。满族人把头发编成辫子。汉族妇女裹小脚；满族妇女有天生的脚。他们的服装也有所不同：满族精英穿皮毛；汉族人穿丝绸。满族穿马靴、马蹄袖上衣；汉族精英对这种与骑马有关的时尚不感兴趣。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十八世纪，两个群体之间的外部差异开始消失：从外表上区分满族和汉族已经不再容易。这种物质文明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满族人已经逐渐融入北京的生活；这也说明，对于汉人来说，皮毛不再是满族意识的象征，而是广阔帝国的象征。
事实上，18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皮等边疆产品最终成为汉族精英的时尚象征。到了 1800 年，外国游客对北京提供的商品感到惊讶：来自蒙古的雪皮（一种白鼬皮）、貂皮、蘑菇和来自满洲的东珠。街上还有卖野味的商贩。男女均着马蹄袖衣服。有时你可以看到活的大象、老虎和熊。
美丽的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明代（1368-1644），汉语中不存在“扫雪机”和“银鼠”等词。到了清朝，这一空白被鉴赏家、当铺老板和朝廷填补：真正了解市场不仅需要新的词汇，还需要有关商品的含义和起源的故事。假毛皮、人参和假蘑菇充斥着街道，但消费者想要购买真品——来自原始边境的未受污染的天然产品。
日常物品被视为时代变迁的标志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是时代变迁的标志。技术和设计，当然还有时尚和物质性，都是时代的象征。物体的外观不仅标志着其年龄，其类型和质量也具有同样的功能。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排除最新的科技和时尚，即使我们缺乏物质财富，我们的生活也不能算是回归自然。事实上，人类的物质遗产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一维的，与我们的书面遗产一样。差异和不平等是常态。
然而，从时间顺序来看，大致从16世纪开始，我们生活中的物品数量开始增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商业和生产核心领域。 15世纪末以来，明朝达到了强盛。当时，消费激增，市场扩大，土地紧张，工农业向新领域拓展。当时，中国人同时生产和消费的物品数量与西欧人一样多，甚至更多。与之前的汉代相比，明末的中国人在消费上有更多的选择，拥有更多的财富。奢侈品买家能够采购来自整个明帝国及其他地区的产品：来自蒙古草原的羊毛和毛毡、来自西藏的麝香、来自台湾的鹿皮、来自日本的白银和来自韩国的人参。 1571年以后，明朝与统治今日内蒙古的阿达汗建立了和平关系，明朝与亚洲内陆地区的贸易步伐加快。同年，随着西班牙对马尼拉的殖民统治，贸易链中还包括了来自美洲的产品：墨西哥银币和波托西银币成为现金和税收的新基础；吸烟像病毒一样传播；农民开始种植土豆、玉米和红辣椒。全球化时代已经开始。
随着消费的增加，个人身份的原始象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光看他或她的外表已经不再容易判断他或她的身份：“现在……侍女穿丝绸，歌手不看重丝绸刺绣。”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精英们不得不诉诸鉴赏力。家。像《长物》这样教人们如何优雅生活的书籍已经成为畅销书。它们告诉读者绅士应该购买或收藏什么；它们还证明了一个男人吃什么能让他看起来更精致。正如布鲁克所揭示的那样，仅仅购买明代花瓶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崇高地位；还必须将它正确地放在一张日本产的桌子上，并插入适当数量的鲜花（只要多两根树枝就会让房间看起来像小酒馆一样俗气）。
1644年，明朝灭亡，满族人大举进军北京，看上去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山口里的人。他们的穿着像野蛮人（汉语中所谓的野蛮人），而不是汉族精英。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很大。他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和写作。男人们剃掉前额的毛发，留长头发并在脑后编成辫子。妇女保留自然的脚，拒绝缠足。满族贵族骑着马，推崇武士文化，穿皮毛、穿东珠。出于这些原因，来到清廷的欧洲观察家形容满族人平易近人，性格直爽：“他们喜欢结识陌生人，不像汉族那样冷漠、酸涩，所以刚进入清廷时就显得更有魅力。”人性化的历史阶段。”满族的出现在明朝幸存者中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应。有人宁可玉碎，也不生于废墟：1645年，清朝占领苏州后，《志龙武志》的作者文震亨绝食而亡。
皇帝以他的财富和财富，充当了朴素和自然生活的化身。
皇帝们是不断增长的财富的消费者，挥霍无度，生活在世界最大城市的中心，周围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丝绸、天文仪器、钟表和满文、汉文、藏文和蒙古文的艺术品。写的书。它们坐拥丰富的财产，也是简单和自然生活的体现。
努尔哈赤坐在由鹿角制成、饰以虎皮、鹿皮的宝座上，周围摆放着漆器、丝绸等象征财富的物品。皇帝还在菜单上专门开辟了游戏的位置。朝廷享用来自帝国各地的美味佳肴，皇帝们将满洲野味与汉族都市精致烹饪、蒙古酒以及来自中亚的水果和蔬菜结合起来。不过，游戏是最好的。占领北京之前，宫廷厨师以虎、熊、狍子、麋鹿、山羊、野猪、野鸭、雉鸡为原料；食谱记录了宫廷服务人员如何将肉洗净并切成大块，然后用海盐、酱油和葱调味。 、姜、花椒和八角炖。研究宫廷饮食和满族饮食的学者吴正阁解释说：“这种吃法虽然有点原始，但也体现了满族人粗犷、大方、实惠的饮食风格。”
清代的花木兰。
这也反映了满洲人的健康观。康熙皇帝对此最为坚决：“北方人身体强壮，不必模仿那些体质脆弱的南方人的饮食习惯。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口味和胃也不同。”他说作为满族长辈推荐“鲜牛奶、腌制的鹿舌鹿尾、苹果干和芝士蛋糕”。
每年，皇帝都会将自己猎到的鹿肉分给皇后、嫔妃和宠臣。皇帝只要杀了一头鹿，内务部就会把它切成六部分：尾部、胸肉（曼：）、臀肉（曼：）、肋骨、肉条、肉块（曼：波斯）。虽然满汉大臣都会得到这份赏赐，但没有人会忽视这种食物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国人根本无法翻译“胸肉”、“屁股肉”、“肉条”等概念，而中国档案只能使用音译：、、Farsh。看来野味只属于满族人。野味在皇家菜单上也享有类似的地位。他们也体现了“满族方式”。每只被猎杀的野鸡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法庭记录了谁捕获的以及如何捕获的，包括是否使用了猎鹰。内务府常把鹿肉和野鸡肉绑在一起送礼。宫中的妇女会定期收到上述每种肉类，其中包括每年两磅的鹿肉、野鸡和鱼作为皇帝的奖励。避暑胜地还设有动物园，饲养着野鸡和鹿供休闲。
某些野生植物和真菌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所以宫廷厨师总是用野味来烹调蘑菇（“口菇”指的是关外的蘑菇）：会给菜肴增添野味。乾隆皇帝巡视满洲盛京故乡时，大吃鹿筋烤香菇、香菇盐炒肉。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96-1820 年在位）也在狩猎时吃蘑菇。事实上，蘑菇在宫廷里永远不会过时。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位仅剩一个月的4岁皇帝溥仪曾四次吃蘑菇。宫廷菜当然不能粗制滥造，不能粗制滥造。虽然它的精神是粗糙的，但制作过程仍然需要厨师的技巧和手艺。
皮草时尚也印证了这种意识的存在。入关前，满族统治者下令从明朝宫廷缴获的丝龙袍上镶上貂皮——在明朝人看来，这是野蛮的做法；入关后，他们继续穿着明式龙袍，但她的领子和袖口都缝有毛皮，还穿着貂皮裙。清初宫廷通过正式的舞蹈来展现满族皮草的特色，成群结队的侍从穿着豹皮长袍，头戴貂皮帽子，唱着开国歌。历史学家谭迁（1594-1658）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并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满族舞蹈”：“二十、三十人面北而立，身着豹衣的男子手持彩色簸箕……四人貂锦红衣金带群舞，进退有节制。”
冬天，皇帝戴紫貂帽，每年农历最后两个月，改戴黑狐帽。帽顶为镶侗珠的三重冠。这时，穿冬衣和马褂也是必要的：皇帝在初冬穿貂皮，在新年的前两个月穿黑狐皮。在其他冬季，皇帝穿着镶有海獭皮的龙袍。夏天的时候，这些皮衣都被收起来了，但东珠仍然在整套服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帽子上的装饰和由108颗珍珠制成的美丽念珠。王子的装束也有类似的元素：水貂、海獭、童珠。
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貂皮龙袍。
清廷的这些财产象征着帝国的等级制度。尽管很多人都穿着皮草，但皮草的颜色、类型和剪裁反映了一个人在帝国中的地位。努尔哈赤时期，地位最高的权贵穿东朱、紫貂、山猫皮，地位较低的贵族则穿松鼠、黄鼠狼皮。高级贵族之间也有区别：顶级贵族穿嵌毛貂袍、黑貂袍、“汉族”式貉皮端帽（满语：nikan dahū）、山猫皮端帽；下一级贵族穿纯貉皮长袍或镶有貂皮的衣服。三等身穿“女真式”长袍，镶有貂毛。早期满族朝廷在巩固对东北的统治后，还通过立法禁止奢侈行为，以将社会阶级和政治等级制度化。 1637年，朝廷下令所有满族贵族男女必须佩戴东珠装饰的帽子和发夹；等级越高，佩戴的东珠越大、越多。 1644年后，清廷再次颁布禁奢令。从此，太子头上戴东珠10颗，太子8颗，贝勒7颗，以此类推，最后一位贵族头上戴1颗。
由奢侈品连接的世界
如果说清朝的消费者重构了边疆特产的起源和悠久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沙蘑菇”或“贝珠”与清朝的“口蘑菇”或“东珠” “是一回事。至少，它们在清代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表明了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之间的价值差异。当然，即使在清朝，这些东西也一直被认为是奢侈品，只有少数人才能买得起。
然而，即使当时人们更多地谈论它们而不是消费它们，但18世纪末的市场需求达到了如此强劲的水平，以至于在整个帝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连锁反应。唐纳德·沃斯特（ ）曾经雄辩地指出，环境历史的第一个循环应该是食物的历史：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并不一定比我们生产日常食物的工作更有意义。诚然，日常用品的历史最为重要。然而，仍然有人在追求稀有物品的过程中找到意义，甚至为此而死。蘑菇和毛皮可能是奢侈品，它们在物质文化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标准：它们可以作为时间的衡量标准。最终，它们在地方历史、清朝帝国历史和全球历史之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联系。
1700 年至 1850 年间，清帝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催生了新的贸易网络，改变了帝国和中国与看似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关系。
许多地区掀起了对皮毛、蘑菇等奢侈品的热潮，让当地经济的命脉受到了控制。在 18 世纪最后 25 年之后尤其如此。世界各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例如，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在18世纪的前十年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活动。部分由于两国争端，清朝于1764年至1768年、1779年至1780年、1785年至1792年三度中断与俄罗斯的贸易。1792年后，恰克图贸易重新开放，贸易额成倍增长；仅从 1775 年到 1805 年，利润就翻了两番。清朝与缅甸陆上贸易的发展过程与此类似。与北方一样，清朝西南地区与南漳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导致了1765年至1769年的中缅战争，因此清朝也暂停了边境贸易，导致贸易额急剧下降。
1790年清政府最终解除禁运后，玉石、燕窝、犀角、鹿角、鱼翅的进口迅速增长。清朝与琅勃拉邦（今老挝）之间的陆路贸易也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清朝对类似产品的需求推动的：象牙、孔雀羽毛、犀牛角和鹿角。在海上，中国人使用中国式帆船与苏禄王国（现在的菲律宾）进行贸易，贸易额从1760年到1814年翻了一番。从1750年到1820年，与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海上贸易增加四重。在这些繁荣的贸易期间，港口城市广州的美国和英国商船数量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太平洋海獭和夏威夷檀香贸易的快速增长。
新贸易的核心是毛皮、矿物、海鲜和林产品等自然资源。这种贸易的兴起恰好是 18 世纪战争结束的结果。追求新疆软玉的“玉石潮”在1776年和1821年达到顶峰。中缅玉石贸易也有类似的时间线：“爆发期”从1760年持续到1812年，缅甸玉石价格“暴涨”。在新疆和蒙古，从 1870 年代到 1780 年代，当局努力控制汉族金矿开采营的增长。西南边疆的铜矿开采起步很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上半叶。然而，它的黄金时期开始于1760年，当时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地铜矿的高产量几乎一直持续到1820年。在此期间，中国人经营的矿山越过边境进入越南北部。到19世纪初，越南高地的经济命脉已被中国矿主控制。与此同时，在东南亚海域，中国新开采的金矿和锡矿星罗棋布在婆罗洲、普吉岛、吉兰丹、霹雳州、雪兰莪和邦加岛的土地上。
对珍珠、龟甲和海参（也称为海贝）的追求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图们江和鸭绿江上的中国商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中朝边境的清远和会宁等商业城镇购买海参，整个18世纪，韩国商人将海参带到北京作为贡品。然而，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东北地区，偷猎海参只在 1785 年至 1818 年期间才成为一个问题，当时海边定居点刚刚开始。在南中国海，苏禄王国的海参产量从 1760 年代开始增加，苏拉威西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海参产量从 1780 年代开始增加。 19 世纪初，两个地区的贸易达到顶峰：20 年代，海藻和胡椒相互竞争，成为荷属东印度群岛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正是在这些年里，针对中国市场的海参生产扩展到了澳大利亚北部，到了1820年代和1830年代，海参渔业已传播到远至斐济和大洋洲的其他岛屿。
谢健 ( ) 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
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太平洋地区经历了资源开发的狂潮。进入近代后，虽然上述一些行业仍以减少的形式幸存下来，但过度开发导致大部分暂时繁荣的商业在1840年衰落甚至倒闭。燕子被“任意掠夺”，最终在婆罗洲灭绝。 ;苏禄的珍珠贝养殖场被开采；夏威夷的檀香树被砍伐。
事实上，众所周知，淡水珍珠贝、野山参、海獭和水貂在同一时代都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有些是被猎杀的，有些是被挖掘的，有些是被砍伐的。这些货物有的是欧美水手带来的，有的是来自中国商人的。或者来自亚洲内陆，或者东南亚，大洋洲或者美洲。然而，这些商品的增长和衰退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和挑战。当然，在18世纪末之前，其他国家很难触及中国经济的外壳。
但这一时期消费繁荣的“生态后果”是前所未有的。 1700年，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参贸易；没有太平洋毛皮贸易；东南亚以外地区没有檀香贸易；新疆、缅甸的大型玉矿，马来半岛的锡矿，蒙古、伊犁、婆罗洲的重要金矿尚未发现；中国的铜矿尚未主导越南北部的经济。婆罗洲和菲律宾群岛海岸盛产珍珠母；海龟和海参在东南亚海域大量繁殖。 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清朝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影响，内陆亚洲、东南亚和泛太平洋地区开始面临类似的挑战。
以上内容摘自谢健所著的《帝国的皮毛：清朝的宝藏、禁地和自然边疆》一书。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删节和修改。字幕为编辑所加，不属于原文所有。经出版商许可出版。
作者︱（美国）谢健 ( )
摘录︱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薛景宁